在晋文公重耳继位后，春秋时期的争霸主要发生在晋国和楚国之间，齐国与秦国则基本没有机会争雄。原因也不复杂，秦国在晋国的压制下无法发挥，齐国则常常处于不利时机，要么碰上晋国的强势扩张期，要么遇到楚国的崛起。
假如秦国和齐国能够发挥实力，中原的小国们或许能拥有更多的机会。毕竟，三国鼎立或是多方协商的局面，能够让这些小国有更多的游走空间。然而，秦国和齐国的局限性，让这些中原小国几乎只能承受重压，生存境遇尤为艰难。
对于这些小国来说，眼前只有两大强国可供选择。倘若投靠晋国，则必定遭遇楚国的威胁；倘若投靠楚国，又得忍受晋国的打压。若选择左右逢源，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，他们则往往需要同时面对晋楚两国的双重压力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这些国家的日子显得异常难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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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国。郑国起初选择投靠楚国，却始终受到晋国的威胁和恐吓。后来，郑国立了一个亲晋的接班人，但却又被楚国频繁威胁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最终，郑国采取了极端的态度，宣布：“我们郑国只服从最强的国家，如果你们想让我们臣服，先在别的地方打出名堂再来我这里耀武扬威吧！”
郑国的这种表态，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原各小国的普遍心态，于是，许多小国纷纷支持郑国的做法。晋国和楚国见状，不禁意识到，如果继续如此，他们的目标——称霸中原——可能难以实现，因为小国们如果集体“躺平”，便给了秦国和齐国出头的机会。
显而易见，晋楚两国若继续独霸局面，盯着这些小国发泄怒火，必定会引起广泛的不满，最终小国们会集体发出呼声：“谁来救救我们？”一旦秦国或齐国有强人崛起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向这些小国许诺：“让我们当霸主，你们将能过上体面的生活”，那么那些小国可能会迅速倒向秦国或齐国。此时，晋国和楚国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因此，晋国和楚国先后进行两次会盟，决定正式划分霸权。这两次会盟，即历史上著名的“弭兵会盟”。会盟的内容相当简单——将天下划分为三级。第一类是晋国和楚国，作为超强大国，负责治理天下的秩序和维护和平；第二类是一流强国秦国和齐国，他们不仅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承担监督“世界警察”的责任；第三类则是郑国、鲁国、宋国、卫国、曹国、许国、陈国和蔡国等二流甚至三流小国，他们的任务是向第一类强国进贡。
第二次“弭兵会盟”发生在公元前546年，之后中原迎来了约四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晋国陷入内乱，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；楚国则将目光投向了华东的吴国，试图扩展自己的势力。
我个人认为，东周的五百年历史，不应仅仅划分为“春秋”和“战国”两段。实际上，应该以“弭兵会盟”为节点，将其作为春秋时期的一个新篇章。从周平王东迁至“弭兵会盟”这一时期，可以被视作经典的“春秋”，各国争斗，形势变化莫测，最后决出了晋国和楚国为争霸之主。然而从“弭兵会盟”到三家分晋的时期，吴国和越国的崛起无疑是一个意外因素。在它们最强盛的时候，实力不逊色于秦国和齐国，甚至有能力直接挑战晋国和楚国的霸主地位。
其中，吴国曾短暂攻破楚国都城，强迫晋国交出霸主之位，而越国则更为强悍，直接灭掉了吴国。这一时期，晋、楚、秦、齐、吴、越六国重新分配了力量格局，华东和华南的力量逐渐崭露头角，开启了战国时代的前奏。
从传统史官的角度看，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吴国和越国这些此前鲜有人知的国家，会突然在争霸的舞台上大放异彩。于是，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：晋国为了削弱楚国的力量，因此支持了吴国；楚国则为了打压吴国，选择扶持了越国。虽然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，但却没有触及核心问题。
扶持一个国家的前提是，这个国家本身具备发展潜力；如果吴国和越国依然处于蛮荒状态，无论晋楚如何支持，也很难将其扶起来。事实上，春秋初期的争端一直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如果所有目光仅仅集中在中原，局面就会陷入双雄争霸或四强并立的格局。晋、楚、秦、齐虽然各有不同的背景，但他们与周王室的关系千丝万缕。而吴国和越国的开国之君，虽然也是周王室成员，却因被发配到边疆，鲜少受到重视。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了解甚少。
正因如此，吴国和越国的崛起，让春秋的争霸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两个国家的特殊性，决定了它们的加入使得局势从两国博弈扩展到多方角逐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。从此，中原的势力范围被突破，逐渐向华东和华南地区扩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局势变化愈发明显。
从更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，吴国和越国的崛起就像是外来者的突然入场。它们的加入打破了原有的格局，为后来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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